繼重慶市于去年首次推出行政首長問責制之后，各地陸續(xù)有類似的制度規(guī)定出臺。深圳市最近也出臺了《深圳市人民政府部門行政首長問責暫行辦法》，使“問責制”再次成為政府改革領域中一個引起注意的話題。
根據深圳市制定的這個《辦法》，市政府各部門不履行或不正確履行職責，或政府部門行政首長在公眾場合
的言行與職務身份不相符合造成重大失誤或不良社會影響的行為，將追究行政首長(含主持工作的副職)責任�！掇k法》中還詳細規(guī)定了34種應當問責的情形，其中包括執(zhí)行不力、決策失誤、效能低下、違法行政、濫用職權等方面。
問責制要求政治官員為其決策負責。這種責任，既包括政治責任，也包括刑事責任。本質上，它是要求權力與責任相匹配，要求以制度化的方式，將權力與責任兩者之間的關系明確下來。不論是發(fā)達國家還是后發(fā)國家的經驗都表明，一個按照民主制原則而運行的政府，其制度構成框架中必然包含有問責制在內。
重慶、深圳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政府嘗試將問責概念引入，并形成制度化的實踐，這應該看作是有積極意義的進步。溫家寶總理不久前接受法國《費加羅報》記者采訪時，對中國民主政治公開表態(tài)，強調了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，沒有政治體制的改革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。他還特別提到，要推進政府自身改革，使政府能夠更好地實行民主科學決策，依法行政，并接受人民的監(jiān)督。溫總理能夠在國際社會面前就自己的政府的民主問題從容議論，其底氣當然在于我們在政府的執(zhí)政理念和執(zhí)政方式方面確實有改革的意圖和實際努力。首長問責制的推行，是這種努力的一項佐證。
問責制比起無從制約的權力，比起不需要負責任的權力行使來說，將權力與責任追究掛鉤，是一項有意義重大的行政進步。中國國情條件下的政府行政制度中，突出特點是行政首長的權力高度集中。而在主政一方的行政首長那里，權力不僅高度集中，權力行使的覆蓋面還極為廣泛，權力的界限也非常含糊。以至于曾有一些市長在推行“行政確權”的改革試驗中都驚訝，自己竟然有如此多項權力可以行使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對一把手的監(jiān)督是公認的制度改革難題。
行政首長問責制的積極意義因此在于，它重點突出了行政首長要為其權力行使負責任。這次深圳出臺問責制，市長許宗衡強調，“作為市長，我是政府系統(tǒng)加強執(zhí)行力建設和廉政工作的第一責任人。我鄭重承諾：在土地、項目、工程審批等政府重大經濟活動上，我不會打一個招呼，不會批一個條子，不會推薦一個隊伍，凡是有打著我的旗號辦事的，有關部門不必請示，可以立即查處�！边@一承諾體現的制度改革方向是完全值得肯定的。
其實，從非典危機中衛(wèi)生部和北京市的主要負責官員被免職，到不久前吉林化工廠爆炸與松花江污染事件中，國家環(huán)保總局局長解振華引咎辭職，已經可以看到，行政首長的問責制度，早已在中央層面啟動。重慶、深圳等地的改革則顯示了地方正在結合各自的具體情況而有序跟進。相信在持之以恒的努力之后，我們會看到政府官員在權力與責任關系上的更多進步。
在進一步的觀察與判斷之前，也許應該強調的是，政府官員的責任是對人民的責任。因此，行政首長問責制不應成為只對上級負責的另外一種強化方式。換言之，真正的問責制不是要強化官僚制，而是要強化官員對人民的服務質量與責任心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問責制應當成為推動公民政治參與的契機與制度平臺。反過來可以說，公民參與的程度，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政治透明和法治程度，是區(qū)分真問責與假問責的試金石。
